恐龙宝宝的滞后日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云南昆明、保山报道

   

    “小时候看蜗牛爬树，喜欢在蜗牛要经过的地方撒盐。蜗牛爬到那儿的时候会觉得疼，一疼，就掉下来了。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我回了老家咯！”11月6日中午，刚从湖南怀化老家回到云南腾冲的老兵尹秀强逢人就说。接下来，他会眯着眼睛摸索出一盒烟，小心地抽出一根，硬塞到对方手里，“这不是腾冲烟，这是我们湖南烟。”

尹秀强的老家在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黄金坳镇水环口村。1932年，他从这里开始了77年的远征。直到2009年10月26日，在一些志愿者的帮助下，92岁的尹秀强终于回了趟家。

“好多人去车站接我呢。”尹秀强像孩子一样兴奋地比画，“光鞭炮就放了500多块钱的，他们都喜欢我，说我是打过日本人的，有功。”

在家乡度过恍若隔世的12天后，尹秀强又回到了腾冲郊区那个仅六七平方米的简易房。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家乡人都让他留下，但他还是决定回来，“在哪住还不都是一样。”

尹秀强的简易房只有三面墙，另一面用布帘子和纸箱壳简单地搭着。正冲着门的相框上方挂着一块简陋的塑料牌，上面写着“抗日英雄”四个字，那是贵州一个民间志愿者组织发给参加滇西抗战老兵的。尹秀强把塑料牌摆在显眼的位置，他要告诉别人，自己被承认了。

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资助尹秀强回家的，是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世通精密五金制品厂的老板贺清海。家在湖南的贺清海从小耳闻过不少关于抗战的事情，他愿意为这些老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杨建明把他对老兵的资助看作一种救赎。

从2004年冬天开始，杨建明选择了100个家境最为贫困的老兵，发给他们每人每月100元钱的互助款。这项援助一直坚持到2007年，他总共花了30多万元。

云南保山人杨建明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名为金水阁的酒店以及一个酒吧。酒吧以史迪威公路命名。1944年，中国军队在枪林弹雨中修通了这条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云南昆明的公路，为中国抗日战场输送大量物资，被称作“抗日生命线”。

“我的祖辈和他们没什么瓜葛，但我就是觉得欠他们的，有债就要还，替谁还都好。”11月1日，在史迪威公路酒吧里，杨建明很坦然地说。酒吧墙上挂满了滇西抗战的老照片和一张大大的史迪威公路路线图，连酒水单上都手写着“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杨建明对滇西抗战的了解始于20年前。一次，他在出差途中目睹了几起车祸，有多人伤亡。后来有人告诉他，其中一名死者是远征军老兵，准备回家探亲的。那时，杨建明才知道在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还发生过那样激烈的战事。他开始细细打量起这段历史和这群人。

“很多老兵，家里的铁锅是生了锈的。”杨建明说，一次他带着女儿去走访老兵，发现铁锅边上有一圈圈白色的痕迹，后来得知，老人买不起油，做饭只能以水充油。

“很多人是到了我这里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的，也有人看了说，怎么挂这么多国民党的照片在这儿啊。”杨建明说，他不想解释太多，历史自会告诉他们。而今，他只教育他的女儿，要尽可能帮助身边的人，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

“他可是伞兵呀”

那段历史，在老兵卢彩文眼里，既荣光，又让人心酸。

卢是原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少尉参谋。1942年5月，日本人攻进腾冲城。卢彩文的家距腾冲城只有10公里，“城里的老百姓全都往农村跑，腾冲成了空城。292个日本人，根本没怎么打。”

5月底，日本军队开始在城里做工事。做完工事，又跑去城郊烧杀，无所不为。卢彩文说，当时他听到、看到的都是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日本人进了村，找了个老乡切些葱姜蒜，老乡不知道要做什么用，就去切。切完后，日本人把他绑起来，刨开肚子，用葱姜蒜炒着内脏吃。”

屈辱和血腥激起了卢彩文立志报国的热血。由于有点文化，他考上了大理干训团，成为黄埔军校第19期学生。至今他仍记得校门旁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上面对我的要求是，把腾冲城内日军部队的番号、配备、兵种等各种资料都搞到。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入敌人内部，但这太困难了。”卢彩文说，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最终从一个伪宪兵队长那里拿到了情报，“出了他的那个门，好家伙，我一头冷汗，腿都发软。”

抗战胜利后，卢彩文选择了继续上学，之后留在腾冲教书，“腾冲收复后，有1000多人不愿意跟着部队开拔，留了下来，有本地的，也有外省的。”

“‘文革’时期我们成了活靶子，连批带查，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卢彩文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后，他到处打听当年一些同学的情况，得知有的人被判了10年、20年刑。

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至今很感慨的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听说在腾冲街头捡破烂的一位老人曾参加过远征军，询问之后得知，这位老兵竟然是伞兵，“多牛的兵种！”

“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87岁的张炳芝是云南腾冲目前仅存的一位女老兵。由于“文革”时受到的迫害对她打击太大，老人的精神出了些问题。

11月3日，本刊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坐在院里晒太阳。“我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松山、大垭口，那是我们部队的任务，我还去过缅甸呢。”老人很自豪。

张炳芝的儿子告诉本刊记者，“文革”中，老人被批斗时还戴着脚镣。

腾冲县委宣传部的田丽华对6年前的一件事记忆犹新。2003年，县里组织了一些老兵集体参观国殇墓园，活动结束后，发了他们一些慰问品，并派车把老人送回家，“其中一位老人回家后，他的老伴焦躁不安地等在门口。见他回来，松了口气，追上去说，回来了就好。她以为又搞什么运动了呢。”

“小时候看蜗牛爬树，喜欢在蜗牛要经过的地方撒盐。蜗牛爬到那儿的时候会觉得疼，一疼，就掉下来了。我们在旁边看着笑。蜗牛再爬，我们再放盐，如此往复。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当年的那只蜗牛。”

这是一位叫俞允平的浙江老兵生前留下的回忆文字。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后不久，老人去世了。

“他觉得，他终于被承认了。”二战史研究专家戈书亚说。

而老兵蒋绍福的死，也和“被承认”有关。

蒋绍福是贵州安顺人，曾经是53军警卫员。1944年，腾冲反攻时，53军死伤惨重，最后实在派不出人，只能从警卫员中找了20多人组成敢死队，蒋绍福是唯一的幸存者。

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他留在了腾冲城。不久，他在城郊倪家铺娶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入赘，更名刘凤蒋。

“流落在保山的外地老兵，状况都不怎么好，大多做了上门女婿，而家庭情况都是当地最差的。”段生馗说。

2007年7月12日，蒋绍福突然离世。腾冲县的多位人士均向本刊记者说，蒋绍福是自杀。甚至有人称，蒋绍福自杀那天，曾去当地政府领取互助金，但对方告诉他说这钱已经没有了，回家后，蒋绍福就喝了农药。

“互助金是民间捐助的，不过是委托县委统战部发放，发完了也就没有了。但蒋绍福总以为这是政府给他们的钱，不发钱就是‘不承认’他了。”段生馗分析说。

志愿者有两种心态

杨建明是较早资助老兵的志愿者之一。在2004年，北京“崔健论坛”的几个歌迷也曾自发捐了一些互助金给老兵，并委托当地政府发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2005年，在深圳工作的李明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面前铺着一张纸:廖云端，四川大竹人，国民革命军预备二师少尉排长。

“我一时接受不了，当年为国浴血奋战的老人怎么能这样？”李明晖说。不久，他通过一个朋友联系上保山市委统战部，了解到当地还有很多生活困难的老兵。2006年春节，李明晖约了几个朋友专程去了趟保山看望老兵。

“最早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都是一个人在大山里跑，挺凄凉的。”李明晖说，资助老兵群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几个论坛——918爱国网、黄埔军校网和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等，“如今已建立了好多个QQ群。”

“刚开始除了自己捐钱，就是发动身边的朋友捐。每个老兵每年1200元，第一年资助了300多个老兵。”李明晖说，“论坛做起来之后，我们会把老人的照片和详细信息放到网上，让大家定向捐款。”

李明晖透露，一般来说，家境贫困的老人，捐助的人会相应多些。随着社会各界关注度的提高，捐款日益增多，“一些到腾冲的游客经常会零星地给老兵慰问金。”据介绍，到2009年，腾冲的老兵每年基本上能拿到4000元?6000元的互助款，有的甚至超过一万元。

“但还有湖南、广西、贵州、浙江等地的一些老兵，资助还不够。”李明晖认为。

李明晖说，资助老兵不像助学、助残，一说大家都明白。“你得先给他普及历史，普及完了也有人不相信，因为从小就没听说过这回事。”

李明晖介绍，全国目前比较活跃的关爱老兵的志愿者有几百人，“一种是带着愧疚和补偿的心情来的，一种是带着同情和公益的心情。”

互助金有时会委托统战部门发放，也会有志愿者利用假期自行发放。

“我们的工作量很大。”腾冲县委统战部联络科科长李华仙说，一些志愿者的互助金到账后，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会分成两三个小组，抽时间发放，“今年我们经手的互助金有42万元，已经全部发下去了。腾冲的75个老人分散在12个乡镇，路很难走，有时一天只能走一户。”

“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发钱了！”不少老兵拿到互助款后老泪纵横。李明晖说，他不想解释这笔钱的来历，不管是民间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只要老人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就足够了。

李明晖粗算了一下，这些年他花在老兵身上的钱大概在60万左右，“前些年炒股挣了些钱，还可以负担。”和杨建明一样，李明晖也把这种行为看作一种救赎，“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有300多个老兵，这两三年下来，没了100多人。”

冬天来了，志愿者又凑钱给老兵们买了棉大衣。

我会把最后一位老兵送走

从2006年开始，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的志愿者都会在10月1日赶到云南腾冲，看望贵州籍的老兵。

“除了给他们资助，我们还会带去家乡的土特产。”该组织负责人李建华告诉本刊记者，实际上，老人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他人的肯定。于是，他们制作了塑料纪念章，凡是知道地址的远征军老兵，都会寄上一块。

纪念章虽然有些粗糙，但老兵阎廷春始终把它放在贴身的衣兜里，用信封包得严严实实。深圳的志愿者组织也给他送来了一块镀金相框，上面写着:“在人类的字典里，你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相框被阎廷春用塑料文件袋装着，“怕风吹雨打了，”老人说。

广西抗战在线论坛也在2008年为老兵们做过纪念章。对于这一行为，志愿者们听到一些非议。论坛负责人韦海勇说，当时有人提出，你们有什么权利做这个纪念章。对此，志愿者们认为，这是来自民间的肯定，老人们需要这种肯定。

2009年元旦，抗战在线论坛的志愿者们做了件印有“抗战老兵”的黄色风衣。韦海勇说，一位姓龚的老兵，拿到风衣后一连穿了几个月。后来他的儿子找到志愿者，问能不能再给一件风衣，因为父亲已经几个月没换衣服了。

“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曾宪军告诉本刊记者，他之所以关注老兵，是受了爷爷的触动，“我爷爷就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兵，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他在电视上看到说有纪念章发给他们，但他没有拿到，就跑到镇里、县里去打听，当时他已经89岁了。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爷爷中暑差点死在路上。当时，我就想着要为他们这群人做些什么。”

“其实这些老人物质上能有多高需求？不过就是想别人多关心他们一下，希望大家认可他们。”腾越论坛负责人王立强说，他时常去找尹秀强、许洪川等老人聊天，陪他们抽上两根烟，“我不知道别人能做多久，我只知道，我会把最后一位老兵送走。”

李华仙说，2003年以来，在腾冲政府部门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2003年组织老兵们去国殇墓园祭拜战友。每年春节都会去看他们，带一些慰问品。对老兵的经济资助，政府这边是没有钱的。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

戈叔亚认为，对二战老兵的关爱应该升格到国家层面。

“抗战胜利60周年时由中央颁发的那枚纪念章，只有很少的人拿到了。”卢彩文落寞地说，“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有分量的纪念章。”

一段特殊历史的民间研究

战后的腾冲，遍地能找到枪、炮、军刀、头盔等遗物。但此后，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破坏。一次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松山一个生产队的任务就是把村边停着的五六辆坦克拆下来。第二次破坏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当地百姓把这些战争遗物当废铜烂铁卖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云南昆明、保山报道

11月8日近午，一支挂有“欢迎抗日老英雄回松山”条幅的车队打破了松山的静谧，细心的主办方特意用条幅遮住了车上的“丰田”、“三菱”等标志。活动主角是年逾九旬的老兵鲍直才。打松山时，他临危授命，采用土办法自制了测量经纬度和水平测试的仪器，立下大功。

松山位于云南省龙陵县腊勐乡，曾是二战时的一个重要战场。

这一天，龙陵县腊勐乡松山村委会的院内异常热闹，鲍直才和其他几位关注滇西抗战的学者、志愿者被授予“松山村荣誉村民”。

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这座大山安静得有些寂寞。每年，过来凭吊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民间研究者。

初上松山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回忆自己最初接触滇西抗战研究，是因为“受了刺激”。

1983年冬天，正在学做生意的戈叔亚到了腾冲，“路过一个党校，看着里面郁郁葱葱的，又不收门票，就走进去看。”

当时被作为党校办公地的这个园子就是国殇墓园。由于“文革”时遭破坏，墓园一片狼藉。戈叔亚看到门口的一块石碑，上面的介绍文字让他极为震惊，“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又选修过二战史，但我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

从那时开始，他像着了魔一样地奔走在滇西的村村寨寨，逢人就打听那场战事。他至今记得路上碰到的一个小伙子，“那是个十足的小痞子，见到我就问要不要黑的或者黄的。黑的是大麻，黄的是黄金。”戈叔亚说，他一打听滇西抗战的事，小伙子马上停下脚，认真地告诉他，自己的舅舅当年去修滇缅公路，一直没回家，恳求他帮忙寻找。

研究滇缅抗战至今，戈叔亚已经上过30多次松山，“当地老百姓说起松山，总会在前面加个‘大’字，充满敬畏。”在二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日本人所谓的“玉碎战”，即日军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站在山头上一看，遍地密密麻麻的，有螺纹一样的坑。我以为那是手榴弹炸的，后来一位日本学者告诉我，是迫击炮。那是下午四五点钟，风吹着小树不停摇晃，树叶哗啦啦地响，我突然很慌。”戈叔亚回忆说。

研究初期，他还进行过一番“市场预测”，“当时‘文革’结束，中美已经建交，所以就决心搞这段历史。”

打破禁区

1984年，一篇两万字的讲稿打破了禁区，对国民革命军滇西抗战首次给予了正面肯定。

讲稿起草者之一的陈祖如今已年近七旬。那年他刚调到保山市史志委工作，“当时我们分析了一下形势，做了本叫《保山地区抗日概况》的小册子，并由专员做了个报告，用的就是那份讲稿。”

作为土生土长的腾冲人，陈祖从小就熟谙这段历史。他告诉本刊记者，小时候，家里住过日本人，也住过中国军队，周围遍地是战争遗迹。

1986年，陈祖和同事到南京查滇西抗战的档案。开始对方不肯接待，说档案馆是国家的，与地州史志没有关系。陈祖解释说，国家在我们的地州发生过重大战事，必须关注。

反复协商后，他们看到了档案。由于不许复印、拍照，他们只能抄写。三个人每天抄两万字。后来觉得进度太慢，就请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抄写，1000字8毛钱。前后一共抄了100多万字。随后，这些资料被整理出版为《保山地区史志文集抗日战争专辑》，共四册。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关注，几名日本游客一下买走了100套。

磕磕绊绊的田野调查

最初关注这段历史时，戈叔亚并未找到同道，国内相关书籍也几乎没有。他获得资料的途径主要是到政协、民革、黄埔军校去找了解这段历史的老人。“有些地方需要介绍信，我没有证明，人家就不愿意接待。”

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帮日本人找资料，他还被调查过。

“我想过100次要放弃，但当时一是由于做的生意不景气，二是因为研究这段历史已经上了瘾。”戈叔亚说。

他在恐慌中继续着田野调查，几乎走遍了滇西抗战中的所有战场，“哪怕是一条马路，回来以后我都得通过各国资料进行验证。”

1997年，戈叔亚等人在怒江州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找到了1943年失事的C-53型运输机，当时，这一事件被认为推进了中美关系。

原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委的沙必璐曾和陈祖一起，在1996年搞了一个滇西抗战研究筹备组。她告诉本刊记者，那是时任政协主席领着搞的，两三年后觉得有压力，就撤掉了。

陈祖说，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突发奇想，以个人名义邀请了几名日本反战老兵重走滇缅战场，“有关部门知道后就泡了汤。”

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

每到年底，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为还钱的事忙得团团转。“现在还欠了人家84万。”他一脸愁容地告诉本刊记者。

这个有着7000多件展品的博物馆，多年来，只有他一个人在支撑。

真正意义的收藏始于1986年。段生馗说，战后的腾冲，遍地能找到枪、炮、军刀、头盔等遗物。但此后，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破坏。一次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松山一个生产队的任务就是把村边停着的五六辆坦克拆下来。第二次破坏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人跑来腾冲收废品，当地百姓把这些战争遗物当废铜烂铁卖了。

“我收这些东西不是盲目的。”说起“收藏经”，段生馗暂时忘了欠债的痛苦，“比如我根据史料记载，得知远征军曾在某个村边伏击过一次日军，大约有24名日军死亡。接着，我计算出起码还剩四五顶钢盔。于是去问当地村民还有没有。他们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

2005年，段生馗终于实现了他开博物馆的梦想，“以前政治上是不允许的。2005年刚好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交涉再三，上面终于批了，但要求博物馆走民间路线。于是，段生馗和当地的一个企业签了联办博物馆的合作协议。

虽然为收购藏品几乎花光毕生积蓄，而且负债累累，但段生馗却感觉自己很富有，“会有更多的人从我这里了解到这段历史。”

我怕我们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关于滇西抗战的研究，基本还是依赖民间力量在做。政府有时也会出钱支持，但不会主动号召。”国殇墓园管理所第一任所长毕世铣说。2003年，腾冲县委宣传部出了一本名为《血色记忆》的书，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2005年，又出了《东方诺曼底之战》，以一位战地记者的手记为主，也有些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文章。

由于滇缅抗战的战场在云南，本土学者相对多些。但近些年，也有些外地学者和军事专家参与。2009年，《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作者余戈是《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该书用日记体对松山战役进行了微观呈现。北京作家方军则在10年内，采访了512名抗战亲历者。方军对本刊记者表示，这是一种抢救。

经费是民间研究者们最头疼的问题。戈叔亚目前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腾冲县前文物保管所所长李正说，他曾就这个问题指责过戈叔亚，认为这样有些商业化，容易丧失学者的独立性。戈叔亚很无奈地回应，如果我像你一样，拿2000多元的退休金，也不用参加这么多活动了。

陈祖有时会告诉他的孙女，你读的历史和爷爷知道的不完全一样。

由于自幼和老兵们生活在一起，陈祖对这一群体有着充分的了解，“我敬佩他们的牺牲精神，同情他们的遭遇，现在有很多人出于人道主义关心他们当然是好事，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把一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后人。我怕我们走了，这段历史也就走了。”■

                                                                              —— by 王瑞芸

我在国内走一圈，总会碰到不同的编辑，他们几乎都很诚恳地要求我为他们报道或反映一些美国最新的艺术动态，无论是实践的、理论的，但要最新的。这类要求让我鲜明地感到，国人一直在引颈期盼国外的新东西，这种期盼大抵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个固定观念：美国或者说西方，总是在提供艺术上最新的创造或者理念，这已经是100年中形成的事实。国人的任务就是迅速地抓住这些“最新的”玩意儿，越快越好。然后可以挂靠先进理论，投奔前卫风格，在国内宣传倡导，推动流行，这似乎是进入全球化文化大格局的必然步骤。

对我这样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而言，听了这样的要求，心里却感到非常不爽，进而非常不快。因为这使人分明看到国人的一种心态，即长期养成的对西方艺术的瞻仰和期待。过去咱们穷、弱、天灾人祸、战乱加内乱，健康自信的心态当然无从谈起。如今今非昔比，国运强盛，一派盛世光景，“中国”、“北京”这两个词在美国的报纸刊物上几乎天天出现，到了眼下这个年头，我们美术界还不改一改心态，可就有些没出息了。当然，改变心态是个大事，也是个难事，还是个最微妙的事。因为，若翻身一改为自大，那和自卑一样可怕，一样糟糕，一样误人误事。但我们不能因为难而不做，因为难才要做，才更要自觉去做，做了才会真正在美术界见效。与其花大量人力物力张皇四顾，不如定了心，好好体会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又便捷，又贴心，又实在，何必成天去兜无用的圈子。

长期身处海外，天天和西方人泡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肩膀上也只不过是扛了一个脑袋，而且在很多关键处，有智慧有见识的人绝不见得就比中国人更多，他们也一样跨不过坎去，也一样模仿、重复、跟风、追星……我们难道没有看到，现在走在美国艺术界最前沿的艺术家，好几个都是咱中国人？比如徐冰、蔡国强、张洹、谷文达。

我住在洛杉矶多年，那里的美术馆画廊也常去走走，最近这些年来，每走一圈，带回来的是疲倦和厌倦，因为看不到新东西。今年10月底我在北京见到徐冰时问他：你在纽约有没有看到有意思的艺术家或者什么有意思的作品，他回答我两个字：“没有。”这话即使不问也能知道答案，因为若有好东西，或精彩的人物，早轰动出来，一时全球都会传到，哪里等得到我去问他。

手头现有一本《纽约艺术》2009年年度选专号。这本专号是从全球500家艺术网站筛选出的精华艺术家、博客、画廊、美术馆、杂志的汇总，因此是美国艺术界对2009年全球艺术的概括和介绍。上面选了386个出众的艺术家（仅从姓氏拼法上看，其中至少有中国艺术家12人——这个统计不见得准确，取英文名的中国人就无法统计进去），出众的博客40个，还介绍有27个基金会和特别机构的展览、130个画廊展览、70个美术馆展览、21家杂志、20个艺术项目。若看一看照片，读一读简介，其中没有一种手法是能让人出乎意外的，没有一种观念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就手段说，西方人写实，中国都有了；抽象，中国也有了。影像装置、摄影招贴、行为表演、声光水电……你找不到一个是中国眼下不曾运用的手段。就题材说，反映社会、生态环境、性别、身份、困境、出路、生存思考……也没有一个是中国艺术家没有触及的领域。我们究竟还要在西方人那里寻找什么？而实际上，西方人对我们的关注一点不比我们对他们的少，可区别是：他们只是关注，并不期待和巴望什么（这个区别极为关键）。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到什么程度呢？这本《纽约艺术》杂志11/12期的合订号在127页的篇幅中用了8页的篇幅，专门介绍中国当代艺术。

话虽这样说，那么美国人就很不堪吗？倒也不是。至少，他们整体的心态比较好，他们可没有眼巴巴地朝别人看，千方百计地要从别人那里看到得到新东西。关注和巴望显然是两回事。不过，实在说来，美国人倒也不是天生好样的，他们朝别人巴望的心态曾经也有过的。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前，那时美国人眼睛总是紧盯着欧洲，生怕错过了他们的什么新东西。越这么着，他们越没多大出息，折腾半天，一切都是干着急。后来好了，因为心态变了，一切便幡然不同。首先是二战削弱了欧洲，欧洲那些有头有脸的名艺术家们都成了难民，搭船渡海投奔美利坚。这些人原被美国艺术家隔着大洋看得如同九天之上的神仙相似，结果——比如说，蒙德里安这个抽象画大师投奔美国后，有一天在一家超市买鸡蛋，恰被一个美国艺术家在旁边看到，这位名画家正把盒子里的鸡蛋拿出来一个一个朝着光细看，来鉴别其中有没有变质的蛋。这个生动的细节给那个美国艺术家当头一棒：原来艺术大师蒙德里安也是个人，并不是个神。

这些事，哪怕是一些小事，却帮助美国人把自己给自己挂上的那一层幻象撕下来，把腰杆子挺起来了。非得要到这种时候，创造力就焕发出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都知道美国艺术到二战后就转了向，他们终于敢把欧洲放下了，自己一路大胆走去，哪怕是美国的可乐瓶子、啤酒罐子、艳俗的女明星照片，在他们眼里都是好的，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波普艺术）。结果越自信就越有成就，到后来简直不得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艺术界全是美国在唱主角。我始终觉得20世纪后半叶西方艺术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美国人自信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艺术功力积累的结果。若从艺术修养、艺术资源说，他们跟欧洲相比是没有多少家底子的，但这毫不妨碍他们生龙活虎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其实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情况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们走自己的路——用心体会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自信必导向成就，这么个简单道理放在哪里，放在哪个历史时期都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深深了解历史，或者深深了解人生，就会知道，生而为人，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在于：有的人生生被观念锁住了自己，自身的能量就焕发不出来；有的人把那些挡道的外加观念去掉，渠道就被打通，能量自然（创造力）滚滚而来。我们真的不要被“美国”、“西方”这些观念挡了自己的道，那太可惜了，那是最为严重的资源浪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好样的，无论你是个市长，还是个泥瓦匠，个个都可以做出精彩来。

读过梁漱溟在很多年前给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学生的讲演，值得引在下面：

“哲学系的同学，生在今日，可以说是不幸。因为前头的东洋、西洋、上古、近代的哲学家太多了，那些读不完的书，研寻不了的道理，很沉重地积压在我们头背上，不敢有丝毫的大胆量，不敢稍有主见。但如果这样，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大家还要有主见才行。那么就劝大家不要为前头的哲学家吓住，不要怕主见之不对而致不要主见。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浅薄亦好，要知虽浅薄也还是我的。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詹姆士的哲学很浅，浅所以就行了！胡适之先生的更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大家不行，就是因为大家连浅薄的都没有。” 

 

   尼玛泽仁，藏族，已故第十世班禅额尔尼确吉坚赞新赐的班禅画师。

 

       不知为何，第一眼看见他的画就打动了我。与君共赏。

 

                                   1.  尼玛泽仁 天地间

                                       2. 尼玛泽仁 元蕃瑞合图

                                     3. 尼玛泽仁 黑白世界

                         4. 尼玛泽仁   最后的净土

                                5.  尼玛泽仁 （不知道名字）

                             6.  尼玛泽仁 朝圣路上

                                        7. 尼玛泽仁 极地的梦

 

                                             净土在高处

                                                              --尼玛泽仁

 

      一个民族的艺术，它的产生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藏民族的文化艺术是1300多年来在宗教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依附于宗教而发展，宗旨始终是作为供奉品存在：在宗教殿堂里表现佛的世界。人类艺术起源从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的野牛开始都有过相似的历程，意大利文艺复兴带来了欧洲文化艺术的发展，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意味着对宗教的背叛；中国绘画到了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逐渐同宗教艺术脱离，演变成文人画，而藏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仍原封不动地把宗教艺术封冻在大雪山里。

如果一种艺术单一地程式代地依附着宗教生存，就会失去其生命力。我在四川省美术学院民族班接受过中国绘画和西方艺术训练，之后回到自己故乡，去探寻藏民族博大的文化传统，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用毕生的精力去寻求民族艺术的新方向，确立自己的位置，使古老的艺术走出宗教殿堂，是历史把机遇赐给了我，在这探险之路上，我首先要解决的是“画什么，怎么画”这两方面的问题。

人类征服自然一是靠丰厚的物质，二是靠自身的精神，藏民族能在浩瀚的刺透苍穹的大系山水组成的荒寒世界里、连脚下的地平线都遥遥高出海平面几千米的高原大陆生存下来，使人类生命的顽强、信念的坚定在这里得到最大张扬。他们的生命意识，对死的从容，对轮回的向往，对宇宙的崇拜如同看到终极真理，靠这种信仰自存在世界第三极。在地球的南极，北极，本世纪才有了人类的足迹，而藏民族作为人类中的征服者千万年没有抛弃这块生命的极限地并且创造了灿烂的雪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人类精神的升华。我的画笔落到这视点，用现代审美去重新发掘在这里仍然存在着的人类原初的精神、源远流长的影响力、以及源自本土的巨大灵魂沉重的颤动。在这里，天地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凝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又在神化中引发人性，你分辨不清是生活中的神，还是神话中的生活，神人交融，天人合一，时空飞腾，形成整个民族心底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让人走进神的世界，走入宇宙意识。

我的作品《极地的梦》就是力图展现浩瀚无限的宇宙，雕刻着雪域民族的精神超越时空的升腾与日月星晨辉映的意境。这幅画曾在英国伦敦打动了皇家音乐学院教授欧文·墨里先生他认为作品运用潜意识手法体现了宇宙感、历史感、文化感，作品强烈地震撼了他，为此他创作了一部音乐作品以表达心灵的共鸣。一切艺术都不会只呈现单方面的生命，它为观看者存在，它期待心灵沟通的人群。一幅作品，加上作品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构筑成这幅作品的立体生命。

艺术需要灵魂，艺术的灵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我创作的《黑白世界》、《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生命》为代表的作品，强化生存环境的艰苦，在太古的荒莽中，走来一个民族，用沉重的历史脚步，证明人类的征服。世纪的风雪隐没不了人类的文明史，我在黑白世界里托出生命最强的的张力。藏民族占领地球的最高点开发了自然条件最艰苦的一片土地，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是一个奇迹，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一代代顽强地生存下去？是对宇宙和神明的崇敬，是对来世的渴盼，是千百年积蕴起来的顽强勃发的生命力。作品从深层次的民族精神内涵寻找艺术的灵魂，用绘画造型语言赋予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以生命形体。浩瀚的宇宙，生命从这里开始；苦旅的人生，沿着佛的足迹，遁环轮回着根源，这种精神，这种超越宗教的宗教，铭刻着往夕岁月的枯荣。我在《有故事的土地》中真实地再现历史，700年前，藏汉先祖共商统一大业，把西藏划归中国版图的《元蕃瑞和图》，以及当今藏区最大的盛事：十一世班禅座床，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我站在世界最高海拔的视览点，将人类的生态、持久的和平刻画在作品中。作品《辉煌的遗迹》中以深蓝的苍穹，重叠的日月证明着古格王朝远古的辉煌，是战争使它剩下断壁残墙，它的典型提供了人类对战争、文明的反思。这幅作品在联合国大厅展出时，我面对各国外交官提出“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再出现战争、断壁残墙的希望。可惜今天科索沃的战火，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和忧虑。

近几年来，我的画展相继在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瑞士、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中国美术馆，全国政协礼堂等地展出，获得国内外的好评，我没有辜负十世班禅大师生前的期望，用艺术实践向世人阐示了大师生前的主张：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在文化艺术上展示藏民族不仅要有伟大的传统，也要具有现代意识；不仅要保持传统，同时也要把目光伸向未来。

英国BBC电视台导演、制片人安东·艾撒克先生说：“尼玛泽仁的画想像力丰富，结合了东西方的绘画技巧，欧洲用了整整500年把宗教绘画发展成新的艺术，而尼玛先生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这一过程，了不起。”

瑞士苏黎世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马丁·布劳恩博士说：“尼玛泽仁先生的作品表明，即便是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也能保持并发展具有传统藏族文化内涵的高超画技，作品还表明藏族的艺术并非静止不前，而是在不否定传统的同时得到了发展。”

我的作品在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从大背景突出了一个事实，中国政府保护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展示了中国今天的文化环境。

瑞士著名藏学家、美术史论家霍伊斯评论说：“尼玛泽仁作品趣意盎然，富有生气，具有无穷的想像力和震撼力，他赋予不可见的精神世界以生命形体的自然风格均使我折服，拥有这样出色的人才，西藏的艺术开创了它的新时期。”

他的话鼓励了我。我和我的画友以及藏民族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将共同努力，使古老的艺术步入到一个崭新的艺术领域里，这是一个民族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的新生命，仅仅在民族形式上借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捕捉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独特的审美和文化内涵和它已经发展或正在经历的发展史，那么你的艺术就会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

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只有在各自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民族艺术，才能形成丰富多彩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走向全人类。

        今天几乎目睹了一个跳楼事件，跳楼的理由很离奇，因为计划生育超生了被罚款，单位给予警告之类的就跑来***跳楼。挑了4楼。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全来了，铺了大大的气垫。围了很多人观看，我没敢去看。一方面担心某些场面，另一方面担心被误砸到，哎。

       一开始听说是农民，第一反应就觉得是讨薪……后来一想不对啊，讨薪应该去企业啊。而后得知是这么离奇的理由，倒真的失语了。而后听到旁边的人评论，大意就是说他并不想跳楼的，只是想引起政府重视而已，让他跳他肯定不跳。这下彻底无语了，跳楼者有没有这样的心理活动不知道，施救者或是旁观者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就很值得深思了。有些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why。

      公共恶性事件频发，我觉得有两个理由是主要的。一就是不出事上面就不重视；二是一旦出事上面就会“很”重视。结果恶性循环。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顺序颠倒了。上面的态度不应该根据有没有发生公共恶性事件去确定，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就要好好沟通预防，出了事情就不能因为担心更上面怪责，害怕处理不当负责任然后就尽量满足肇事者的诉求。政府不知道吗？官员不知道吗？受害者（肇事者）不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啊。可是。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颠倒了。像现在粤港澳说要搞联合创新区，我们也屁颠屁颠地去论证，去论文。政府不遗余力出了N台政策，让企业如何如何。可是，顺序不应该是这样的。正确的顺序应该是企业有创新的诉求，为求生存求发展，自发强烈要求创新，而单个企业独立创新不行，必须实行联合创新，然后广东自己创新不行，必须联合港澳创新，在这个点上，政府站出来，有条不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这才是对的顺序。可是，学者不知道吗？政府不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可是。

      可是。

          可是。。

              可是。。。